专业治白癜风医院 https://wapyyk.39.net/bj/zhuanke/89ac7.html “中国早期社会调查”系列专题 前面三期分别推送了陶孟和先生在北大、社会调查所以及中研院时期的一些重要文献，且主要集中在其关于中国社会调查与社会研究的思考与实践。但是，要理解陶孟和这样的学者，光看学问是不足够的，还要看其事功。陶孟和长期担任重要学术机构的主持者，其执掌北平社会调查所、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二十余载，培养了大批学人，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本期推送的两篇回忆文章，作者巫宝三、王子建均为陶孟和任所长时奖掖培养的年轻学者，与其谊在师友之间。从他们晚年的追忆中，可以看到陶孟和兼容并包、润物无声的治所方式，以及对于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通盘布局与良苦筹划。例如，不开无意义的会、重视本土人材与青年学人、尊重研究人员个人志趣、不以政治立场决定学术评价与学者去留、重视跨学科视野与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等等。这些看似平易，却并不容易，且在潜移默化之中涵养了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学风与传统。从而使得其治下两所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重要的人才渊薮，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陶孟和的学问与事功、气象与格局，值得今天的学者再三体味与学习。 本文原题《纪念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社会经济研究事业的开拓者陶孟和先生》，因原文篇幅较长，此篇为节选。 纪念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社会经济研究事业的开拓者陶孟和先生（节选） 文 巫宝三 主持社会调查所， 开创我国社会经济研究的园地 陶先生在《社会调查，（一）导言》一文所述“要把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全调查一番”的“宏愿”，终于在年开始生根发芽了。 陶先生所提出的社会调查计划，得到国内外人士的赞同。在年2月，美国的一个社会宗教团体通知设在北京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分配和管理使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机构），愿捐赠专款三年，委托该会办理社会调查事业。该基金会随即决定接受此项赠款，在该会之下增设一社会调查部，从事社会调查工作，并聘陶先生主其事[1]。这个机构一成立，陶先生即把过去多年的构想和初步进行的调查研究（如《中国乡村与城镇生活》和《北京人力车夫之生活情形》），进一步加以贯彻。他首先提出三项研究课题，一为对“社会调查方法”进行系统的研究，二为对北京工人生活费的调查研究，三为对北京郊区农民生活费的调查研究。其时，调查研究人员及计算人员仅有8人，其中骨干系来自北大和他校毕业生，如樊弘、杨西孟、王子建三位就是最早参加是项工作的。上述三项工作在陶先生和李景汉（任研究主任）指导之下，在-年间都完成明确出版。樊弘《社会调查方法》，；陶孟和《北平生活费之分析》（其中杨西孟做大量统计工作），；李景汉《北平郊外之乡村家庭》，。此外，在陶先生指导之下，由王清彬、林颂河等编了《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年出版）一书。上述这些调查研究工作，都是开创性工作。这些工作的进行和在短期内完成，在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上，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给随后社会调查所作为一个独立机构的建立，打下了基础。所说开创性工作，至少有两个重要方面值得特别指出。一是陶先生特别注重调查研究的，是工人和农民的生计问题，这些人构成国民的极大多数，并且是生计最贫困，需待解决的。后来陶先生在杨西孟著《上海工人生活程度的一个研究》，序中说，“本所在国民十五年成立的时候，便觉得生活费是劳动问题，社会经济问题的根本，在中国实有系统调查的必要。”这就是他为什么着重调查研究工人生活费的原由。在《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一书中，调查了户工人家庭的组成，职业收入和支出，支出的项目，失业，借债等情况。这些工人包括人力车费、制袜、制花、理发、招待、学徒等男21种职业，女12种职业。小学教员，调查了12户。陶先生特别指出，小学教员收入低，而对国家，特别是对于下一代，所做的贡献大，了解这一个重要阶层的生计情况，非常重要。这个调查，户数虽少，但仍可从调查中了解这个重要阶层不少情况（见此书的第一章，引论）。在《北平郊外乡村家庭》一书中，共调查了家，其中一个村家距离甚近，村人职业主要是工匠、车夫、小贩等，另三村64家是以种地或打石为业的农民家庭。调查项目主要是家庭人口、婚姻、收支、教育、借贷等情况。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陶先生创办机构和从事社会问题调查研究的基本出发点和重点，是在于系统观察和确切认识我国社会基本群众的各种社会问题。“以供计划经济建设者之参考”（见《社会调查所概况》（年）一、宗旨）。陶先生在学术上这种开拓精神和实干精神，在当时学术界实在是不多见的。二是陶先生主持的调查，强调调查方法的科学性。他所主持的北平生活费调查，工人部分，共调查了6个多月，由调查员每日到各家记帐（星期日除外），并由女调查员担任，以便于向家庭主妇了解帐目。通过记帐法，累计材料，然后再进行分项计算，系统研究。像这样的详细调查研究，在当时也是首见的，而为以后扩展城市工人和乡村农民生活费调查研究开了先河。 巫宝三（-），原名巫味苏，中国经济学家，年进入北平社会调查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前身）工作。 中华文化教育基金会是个行政管理机构，在其下附设一个学术研究性质的“社会调查部”，乃是权宜之计，对于调查研究事业的发展，终非所宜。对此，身主其事的陶先生，当然感到更有改变必要。大约在或年他在致胡适函中说，“现在能够明白社会科学研究重要的人很少，就是稍为明白，也缺乏远大的眼光。像这个小机关永远做一个行政机关的小附庸，终非长久之策”。“我现在正在起草一种意见书及计划，将来请你教正”[2]。陶先生的意见和计划，就是使这个附属机构变为独立的机构，并加以发展。而这个计划终于在年7月1日实现了，即把社会调查部改组为独立机构，更名为社会调查所。《社会调查所概况》说：“十八年七月改组以后，本所始有独立之组织。首由中基会聘陶君孟和为所长，而另设社会调查所委员会。所内规模亦略事扩充。”“专门学术机关之规模于是乎粗具”。这里应该着重指出，社会调查所是一个专门研究社会科学的学术机关。这样的学术研究机关的创立，在我国实以社会调查所与南京政府设立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年成立，年开始工作）为最早。正因为社会调查所是一个独立的专门学术机关，自年成立后至抗战前一段期间（社会调查所于年与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沿用社会科学研究所名称，隶中研院），各项调查研究工作乃得以大量开展。可以说，这一段期间，是社会所的兴盛时期，也是陶先生的“宏愿”开始得以实现的时期。兹举他在这一期间领导这一研究机构的基本情况和特点述之如下。 （1）指导思想 陶先生办理社会调查研究事业的指导思想，在年《社会调查》一文已发其端，在年《社会调查所概况》小册子中所述“宗旨”中，亦已作了概说，但系统的叙述，是在他年的一篇讲稿《中国社会之研究》中，这可以说是他长期办理社会调查研究事业从理论上所做的总结。只有充分了解他办理社会调查研究的指导思想，才能理解自年社会调查部以后各项调查研究事业的发展等等。兹录他在《中国社会之研究》所述要点如下。 “要研究中国社会当然是研究我们目前的，现时的社会。此项研究，首先需要对于社会做系统的观察，就是应用社会调查的技术。……为研究便利起见，必须将它划分为若干方面或多少专题，从事观察探讨。由多少人通力合作，一步一步的做法。他们日积月累所得的成果，可以使我们扩大对于整个社会的认识。” “更确切的认识现时的社会，不能以限于考察现状，同时还须追溯它的过去。人类是有理式的，他的现状主要的是历史的产物。……所以要研究今日的中国社会，必须对于过去的中国社会予以探讨。” “社会学的观点是看社会的总体，不单看它的某一方面；是注意人的全面生活，物质的，感情的，知识的等等。而不是单看他的一种生活，如经济学专注重人的物质生活。但人有了好的物质生活，未必便有幸福的社会生活，如夫妇关系，社会关系未必同时健全。” 以上所录，仅是陶先生论述的片断，但由此可以看到他对于研究中国社会的基本思想，即为了认识它的整体，必须对它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并且要各方面通力合作地来进行研究。他举出社会生活（如生活费用），社会组织（如家庭），社会制度（如商品交换，雇佣劳动，婚姻等），人口情态等，都是需要研究的社会问题。而在理论方面，则有社会盛衰、民族兴亡等理论。我们随即可以看到，从年以后（事实上是从年以后）社会所的各项调查研究工作的开展，就是在此指导思想之下进行的。在此顺便可以说明一下，为什么在年社会调查所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后，即沿用社会科学研究所之名称，但至年起，又改用社会研究所的名称呢？这完全不是由陶先生对“社会科学”这个概念有何疑义，而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同样是科学。他曾著一文“社会科学是科学吗？”[3]，力驳认为社会科学不能称为科学的种种议论，社会科学研究所于年又改称为社会研究所的原因，我没有听他说过，我猜想是因为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范围很广。中央研究院在初创时，曾着手开创这许多学科的研究工作，但终因人力单薄，只有陈翰笙先生主持的社会学组工作得以积极进行，其他组的工作多未能开展。大概陶先生总结多年办所的经验，认为社会科学研究所事实上并没有进行研究它所包含的所有学科，既然如此，反不如用“社会研究”的名称较为符合实际。还有一个问题，自年以后，社会所的研究项目以经济问题为最多，有些原有研究项目如人口问题，劳动问题等，以后亦未能继续。为什么陶先生没有把社会所改称为经济研究所呢？我想大概他认为社会研究可以包括经济研究，同时他是以社会学名家主持这个研究机构，用社会研究所这个名称，正符合他办研究机构是在于研究中国社会问题的一贯宗旨，也标明他锲而不舍的科学研究精神。 （2）社会经济问题调查研究的全面展开，并与其他研究机构通力合作，推进研究事业的发展。 单就年终编写的《社会调查所概况》所述来讲，那时研究科目已有中国近代经济史、政治制度、经济理论、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对外贸易、财政金融、劳动问题、人口问题、统计10类，有研究员12人，研究生（协助或独立从事研究工作）10人。在这些研究科目中，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劳动问题、人口问题、工人生活费统计，近代经济史几项是重点。在农业经济方面，有曲直生、韩德章、王守礼等参加工作。那时进行的主要调查研究工作有，（一）河北、山东棉花贩运调查，（二）河北深泽县农村经济调查，（三）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作调查河北清苑县农村经济，（四）定县集市调查，（五）安国县药材市场调查，（六）华北粮食生产、运销、消费调查。在工业经济方面，有吴半农、王子建、王镇中等参加工作。工作主要有（一）编辑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丛书，如“铁、煤及石油”、交通业等。（二）调查全国重要工业，先从轻工业棉纺织业开始。在劳动问题方面，项目最多，这与从年起即开始此项工作有关。计有：（一）续编《第二次全国劳动年鉴》，（二）《国际劳工组织》，（三）河北及平津劳资争议之研究，（四）塘沽工厂工人调查，（五）上海工人家计调查，（六）华北铁路工人工资调查，（七）天津面粉工人工资调查，（八）华北纺织工人工资调查，（九）山东中兴煤矿工人工资调查，这些工作由杨西孟、林颂河、刘心铨、吴铎等继续进行。在人口问题方面，主要整理和研究近代中外人士对于中国人口的估计和研究各省人口统计，由王士达担任。在统计方面，主要是编制《北平生活费指数》和《月报》（这是我国最早编印的生活费指数），编著《指数公式总论》等。主要由杨西孟担任。在近代经济史方面，主要是利用故宫文献馆档案材料，系统地研究过去二百年来经济发展状况。这项工作有汤象龙、罗玉东、刘隽等参加进行。以上这些调查研究，可以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由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所提出的课题。陶先生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从学术上继续研究这些社会问题为社会改革提供依据，这是很自然的。 社会调查所除在本所开展研究工作之外，还与其他研究机构通力合作，共同推动社会经济研究工作的发展。计有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陈翰笙主持的社会学组合作进行农村经济调查，计有清苑县农村经济调查和浙江农村经济调查资料的整理，及工资理论研究。后一工作是由樊弘担任的。这些调查研究，都根据具体情形，或归中研院整理，或由社会所整理，充分体现为发展研究事业而表现的通力合作精神。另外，社会所还资助南开大学何廉主持的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不久改名为南开经济研究所）举办天津工人生活费调查和天津地毯工厂劳工状况调查。还有，上海工人家计调查以及编写上海工人生活费指数，亦是由社会所自主与当时财政部驻沪调查货价处合作进行。后来天津、上海工人生活费指数的继续编制和公布，以及天津、上海物价指数的编制和发布,都可溯源于社会所对上述调查研究和资助与合作。 社会所是时的研究工作，亦蜚声海外。年国际工业关系协进会(TheInternationalIndustrialRelationsAssociation)在荷兰海牙召开世界社会经济会议,特先期委托社会所提交《中国之工业与劳工》一文，后由陶先生与林颂河撰述，同年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ofPacificRelations)在上海举行第四次会议，亦先期托社会所提交《中国劳工生活程度》一文，此文后亦由陶先生撰述。以后此项国外学术交流，继续不断。 以上所述，主要是--年期间社会所的各项调查研究工作。在至抗战前，各项工作继续发展。除农业、工业经济研究有吴半农、千家驹、韩德章所著《广西省经济概况》，王子建、王镇中所著七省华商纱厂调查报告而外，财政金融和对内、对外贸易研究，也都成为研究重点。在财政金融方面的重要著作，有千家驹的《中国的内债》，吴承禧的《中国的银行》，朱炳南、严仁赓的《北平之市财政》，余捷琼的《中国新货币政策》等。在对内、对外贸易方面的重要著作，有巫宝三、张之毅的《福建省食粮之运销》，张培刚、张之毅的《浙江省食粮之运销》，蔡谦、郑友揆的《中国各通商口岸对各国进出口贸易统计，，--》及巫宝三的《中国粮食对外贸易，--》等。此外，在经济史方面，有汤象龙的《咸丰朝的货币》，梁方仲的《一条鞭法》等。 在这一时期内，作为社会所的一种学术期刊而由陶先生和曾炳钧主编的《社会科学杂志》于年初创刊了。此刊主要发表所内研究论文，以后一直刊行。这也是国内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一个创举。在第一期，有陶先生和陈翰笙先生等人的学术论文。在年社会所还创刊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发表所内这方面的研究论文，由陶先生与汤象龙主编，这也是研究我国近代经济史的最早刊物。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全四册）， 北京图书观出版社年版 顺便说一说社会所与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的事，此事经过不全为人所知，我先前亦不大清楚。据王子建回忆，在年蔡元培就任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院长前后，蔡先生曾邀孟和先生赴南京，商谈筹组社会科学研究所的事。大概孟和先生因自己已经组设了“社会调查部”，并且计划加以扩大(见上)，所以不久还是回来了[4]。后来，如上所述，社会所与中研院社科所在调查研究工作上，通力合作的很好。那么为什么这两个机构后来又合并呢？原来是为情势所迫而出此。先是中研院社科所只有陈翰笙主持的社会学组在积极开展工作，而陈先生受当时政府迫害，不得不于年与他一道工作的研究人员离开中研院，至此中研院社科所乃几乎成为一个空机构。与此同时，在财政上资助社会所的中基会，则削减其预算，促其合并于中研院，类同“驱逐”和威胁其存在。对此，陶先生是非常恼怒的。他在致胡适书中曾说到此事，他说: “xx(中基会总干事)逼我们一步一步的太紧了。先限制我们的预算，继之以促进合并(即驱逐之变相)，又继之取消我们对于现用的建筑所有权，并规定我们几时退出。现在竟公然的要求随时停止我们的补助费了。”[5] 其时，丁文江是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他在致胡适书中亦说到此事: “当xx(中基会总干事)提出合并的问题的时候，孟和就大怒，说xx‘压迫驱逐’。经我再三疏通……彼方表示可以合并。”[6] 由此可知，在年陶先生之同意把接受资助而在学术上具有独立性的社会所合并到隶属于南京政府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实出于不得已。不过在合并以后，原来社会所仍保持其原貌，一切调查研究工作仍然按原计划进行。 (3)领导研究工作作风 陶先生创办研究事业在研究人员的配备上的一个要点，是录用国内大学毕业生，培育奖进，使他们逐步成长。他原是北大教授，所以先是把研究人员的来源主要寄托在北大毕业生上。这也是由于在20年代前期，国内大学除北大外，尚少创立法科。在年9月陶先生与北大合办研究奖金，凡该校政治、法律、经济三系毕业生或已毕业学生的研究论文，都可以提请评奖，评定及格，由本所给予奖金，并刊印其论文。此制曾实行，评奖过赵凤喈所著《中国妇女在法律上之地位》一文。但由于种种原因，此制未能继续，以后社会所成立、乃在所内采用研究生制，录用大学毕业生。在社会调查部时期，骨干人员如樊弘、杨西孟都来自北大。但陶先生不久便发现除北大外，其他学校如清华、燕京、南开等大学的毕业生，也是人员来源之地，所以从年以至抗战前，北方的北大、清华、燕京、南开，南方的武汉、复旦、中大(南京)等校，都有毕业生参加社会所的研究队伍。他对录用这些毕业生是不抱成见的，凡是经学术界人士或本所人员推荐而所中工作需要和经费条件许可时，不管相识不相识，都被录用。我所见的许多人是如此，我自己也是如此。综计从年至抗战时期，研究人员中径从国外留学生聘来者，仅有4人,绝大多数研究人员都是国内大学毕业生。这种情形，使社会所产生一种形象，在我们研究人员中，常说社会所是“土包子”的研究所。可是这些“土包子”朝气蓬勃，在陶先生领导之下，不断做出研究成果，使社会经济研究事业日益发展，社会所日益壮大。这可以说是他录用和培养国内大学毕业生从事研究工作的方针的成功。但陶先生不是守旧派那样反对国外留学生。相反他是主张去国外学有所成的，具体地说，他是主张在国内先做几年研究工作，有了一些研究经验和心得，然后再去国外进修。前面曾说过，他在五四时期，即对有些混头衔的留学生公开提出批评。他在社会所研究人员的配备上，采取录用和培养国内大学生为主的方针，大概就是基于这一思想。事实说明，他非常注意国外学术事业的发展，他根据需要与可能，以后不断利用各种机会，选派所内研究人员赴国外进修。这些人员通过出国进修，以后都回到本所或在大学任教，继续为学术研究而努力。 陶先生领导研究工作的第二个要点是，发挥研究人员独立思考作用，尊重学术上自由探讨和争鸣，在研究工作上从未见他“发号施令”，以已见强加于研究人员。在社会所的工作人员都可以回忆起，在他领导社会所的长时期中，他从来没有对所中工作做过讲话，对全体人员做过什么训示。他是一位不好发长篇大论的长者，他没有架子，热心与工作人员谈话，交流思想，他希望发挥工作人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他的领导方式是，在研究人员研究课题确定之后，能看到研究工作的进度和成果，在研究过程中，研究人员完全有自由找他或找同事讨论问题，或根本不找。他提倡多读书，多提出问题，多发表意见，多进行讨论。他提出的一个辅助学习研讨措施，是设立“读书会”，每两星期一次，起先多在晚间召开，不占工作时间。在会中，研究人员(多对是轮流地)每次有一人报告研究心得和问题，或介绍新出版的国内外重要书籍，或报告外出调查或参观观感。研究人员平常忙于自己研究工作，很少接触机会，这个读书会是一个很好交流思想，启发思考，扩大知识面，以及增进了解和讨论问题的机会，这个读书会，很受大家欢迎，在抗战前一直坚持未断。抗战期间在四川李庄工作稍为安定时，亦有一段时期恢复了“读书会”。陶先生就是想通过这种方法，来启发和激励大家的研究热忱。 陶先生采取蔡元培先生的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力求发扬学术民主，使各种不同学派的学术思想，都可以在所中研究探讨，把社会所作为一个自由研究学术探求真理的园地。在抗战前和抗战时期，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研究和讨论，是被认可的。同时，所中也大量地介绍资产阶级经济学说。陶先生认为这些都是学术研究，可以自由探讨。当然，“自由学术研究”不是没有立场和观点的。不过，陶先生不想把社会所办成一个当时政府的御用机构，则是可以断言的。 陶先生在处理研究行政工作上亦有其特点，简言之，即精兵简政和高效率。在抗战前社会所处于最兴盛时期，研究人员约有30人，外有图书管理人员3人(包括剪报)，计算和抄写人员，合计固定和临时的多达四五十余人。在这几十人的研究所中，计行政人员仅一文书，一会计，二庶务，其中一个兼出纳，一传达收发，一跑外，共六人而已。在陶先生主持社会所的长期中，行政人员从未多于此数。在抗战时期，行政人员更减至最低度，那时一文书兼管图书和收发，一会计，一出纳兼办事务，总共三人而已。陶先生为人宽厚随和，似非长于行政工作者，其实不然。他最反对人力物力的浪费，处理所务，无论在研究工作或事务工作上，都采用当面对谈方式解决，从未采用公文旅行的审批办法。因此,得能事简人少而效率高。另外，他对所内工作人员，高度信任，并有意识地培养鼓励，因而不但使研究人员，同时也使行政人员爱所如家，发挥工作上的积极性。有两个很突出的事例。一是不久前从现在的经济所退休的图书馆员宗井滔，在年来所，本专管文书，因为他爱好书刊并勤学外语(不止一种)，所以到抗战时当原图书管理人员离任后，他就既是文书又是图书管理员,而他勤勤恳恳,朝夕如是，把所内图书摸得一清二楚。有时研究人员按卡片找书找不到，一问他，他立刻能把书找到。由于他能看懂几种外文，所以他也能从几种外文杂志上提出新出版的重要图书，以备采购。他这种才能和工作精神，可以说是少见的，所以到年评定职称时，学术委员会一致通过授予他研究员级图书馆员这个最高职称。宗井滔同志这种专心致志以管理图书馆为终身事业的志趣，不能不追溯到陶先生对他的培养和信赖，尤其重要的是他受陶先生终身致力社会所研究事业精神的熏陶。另一位是韩启桐的成长事绩，也可说明陶先生培养青年人的热情。韩启桐是一位中学毕业生，他在年来所任计算员，由于他能力较强，很快升任统计管理员，负责管理20余人的计算和统计工作。后由于他熟悉统计业务并对统计学有所钻研，改任为助理研究员，从事对外贸易统计资料的整理。在抗战时期，陶先生为抗战胜利后对日和谈赔偿问题作准备，提出“抗战损失估计”课题，由韩担任。到年韩完成此工作，后遂升为副研究员。 八年抗日战争时期，辗转湘桂滇川， 在困难条件下，坚持发展科研事业 年发表的《社会研究所概况》说:“二十六年()抗战军兴后，本所自宁西迁，由湘而桂(廿六年冬)，而滇(廿七年冬)[7]，最后于二十九年()秋迁至四川南溪李庄附近乡间，继续工作。胜利后，本院奉令复员，本所乃于三十五年()秋间由川迁返南京”。我于年赴美进修,年9月返抵昆明，对于社会所由宁而湘而桂种种情形未尝亲历(只知迁到广西阳朔，约有一年)，只好从略。我到昆明时，搬迁工作已就绪，大家照常工作。是时社会所工作地点有三处，一处是在城内青云街竹安巷，是一所三合院，一面有小楼，陶先生一家及一二工作人员住在那里。一处是在郊区黑龙潭庙宇内一座大殿，单身工作人员多在那里，也是工作人数较多之处。再一处是落索坡，是一座土坯楼房，在楼上办公，有家属者和研究经济史者多在此处。落索坡是一乡村，离黑龙潭约三里，相互联系较便。落索坡还有一唐家祠堂(唐继尧墓庐)，院落甚大，那时西南联大教授吴晗等及社会所研究人员汤象龙、梁方仲等都住在那里。再旁边不远，是龙头村，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该处。我是住在办公楼后的一户农家中。去年()夏季大百科《经济卷》编委会在昆明开会时，我曾漫步访看了陶老旧居，楼屋仍在。我也去看了看黑龙潭和落索坡旧址，黑龙潭现在是一郊外公园，整理得很清新喜人，落索坡则村户大增，住宅栉比，我找了很久，才找到旧办公处及住处，皆完好，办公处现作公仓用，村中人相见不相识，盖去今已45年矣。 年夏，广西民族学校，左二：沈性仁、左三：陶孟和、右一：张培刚、右二：徐义生、右四：千家驹 昆明是当时西南联大所在地，加上云南大学和中研院几个所，可说是文化人荟萃之地。当时物价暴涨，物资短缺，空袭频繁,大家生活非常清苦,居城内者,有时逃避空袭,奔赴郊外，疲惫不堪，但是大家精神上则很愉快。特别有陶先生坐镇和他的表率作用，社会所同仁都能安心工作。社会所在昆明为时不到两年，安顿与适应需时，在研究工作活动上，无何突出事项可述。但回想起来，他当时在颠沛困苦生活中，仍积极筹划开展学术活动一事，颇值得一记。事情是，在年，他与著名生物学家清华大学汤佩松教授发起用茶会形式，约集一些朋友讨论一些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并建议各人就所担任的专题写成论文，经过充分讨论，以后印成专书。我不记得此会开了几次，根据年他为汤佩松和我合写的一书《农业十篇》[8]所写的《序》文和书中所记，先后参加此讨论会的，有陶先生夫妇、汤佩松、吴半农、韩德章、丁佶、费孝通、谷春帆、曹立瀛和我。他在此长序中除叙述此书产生经过，并纵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异同以及研究社会科学的重要，可以说此文是他在年写的《社会科学是科学吗？》的续篇，与前面所述他在年的讲稿《中国社会之研究》，可以说是他一生中关于社会科学研究问题的三篇理论性文章。这里摘录他热心推动和参加在昆明的学术讨论经过的记述如次。陶先生是有文学修养的。序的开始很富于文学风格，他写道： “这是两年多以前的事情了。当时我们还住在昆明。一个秋天的下午，正是凡是享受过昆明的气候所永远不能忘记的天高气爽的好时节，汤佩松先生邀请几个人到北门外英国领事馆的花园里茶叙。……四周围排列着蓊郁的树木，连巍然的西山与明媚的湖景都给遮挡住了。大家围坐在浸满和熙可爱的阳光的草地上开始谈话。在这个静悄悄的自然环境，仿佛世外的一个小乐园里，我们暂时忘却了目前战争所给予我们的一切的苦难，而凝注我们的心思讨论、计划我们国家的光明的将来。那些日子我们几个人正觉得农业问题并非如一般人所相信的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我们不满意这种看法。我们相信农业有它的人事的、社会的方面，农业牵连着许许多条的人事的，社会的问题。总言之，农业政策除了技术的改良而外，还带着社会的经济的蕴义。一个健全的、可以实行的农业政策，固然要增进技术，但同时尤其重要的，必须认识这些蕴义，将它们分析清楚，并整理就绪。当时出席的除了我同我的太太以外[9]，便是汤佩松、吴半农、巫宝三、韩德章四位先生。……他们当然对于农业政策持着与我们相同的意见。这是一个志同道合的人们的一个集合。经过了相当的讨论与意见交换之后，汤先生便提议由出席的人们各担任若干专门题目，写成论文宣读，经过充分讨论以后，再将论文写成定稿，印为专书。大家对于这个提议都欣然答应，并提议邀请丁佶、费孝通二位先生参加。” 这段生动的文字，把陶老一心为学术研究的思想和情操都体现出来了，这是在陶先生的其他文章中不大见到的，故录之于此。这也是一则史料。 社会所于年迁到四川李庄以后，整整住了六个年头。人心定了，时间长了，虽然人员不多，在此期间也做出了一些研究成果。李庄是在叙府(宜宾)下，长江旁的一个集镇，同济大学已先迁到此镇，中央研究院的社会所、史语所、人体所，还有梁思成主持的营造学社，则分布在邻近乡村。另有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亦在镇上。可以说，李庄亦当时一小文化区也。社会所大致与在昆明时相同，一处在门官田村，单身人及住镇上者都在此工作，图书和行政工作亦集中于此，可以说是社会所的总部。另一处在石崖湾村，住家者和研究经济史的部分人员在此工作。陶先生夫妇住在镇上。李庄虽说是一个文化区，但究与西南联大所在地的昆明,大有不同。同济是一理工医大学,无文法科,因此陶先生同辈友好在此不多，经常来往晤谈者，仅梁思永、思成兄弟，李济、董作宾等数人而已。同时陶老的夫人当时健康欠佳，后去兰州休养，在抗战后期病故，陶先生大半时间住在李庄，生活孤寂可知。但处境虽然如此，他对扶植研究事业的热忱，一仍往昔。在夏季，他头戴大草帽，身着灰短裤，徒步往返于镇上与门官田的情景，犹历历在目。 《新青年》刊登的”新青年丛书“广告 陶孟和、沈性仁夫妇合译的《欧洲和以后之经济》封面 在陶先生领导之下，社会所在此期间的研究工作有几项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一是前面提到过的“抗战损失研究和估计”。陶老对第一次大战各国各方面损失估计以及和会谈判情形十分了解，所以提出早日进行研究，为以后抗战胜利和会谈判赔偿问题提供材料作准备，这是一项具有预见性的重要研究工作。我记得解放后在中日复交谈判中，周总理曾派人了解过去社会所所作的抗战损失估计。虽然后来我国为表示对日本人民宽大友好，放弃赔款要求，但仍证明这项研究估计工作是有意义的。二是关于我国国民所得(国民收入)的研究。这是我在那时所提出的一个研究项目。我记得当我向他征求意见时，他表示非常赞成，以后在配备助手进行此项工作上，他给以充分的支持。这项工作是在李庄与汪敬虞、章有义、马黎元、南钟万等同志一道完成的，可以说，如果没有陶老的支持，这项工作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此外尚有丁文治、彭雨新等的田赋征实的研究。徐义生的《广西省县行政关系》研究，姚曾荫的《广东华侨汇款研究》等等，就不一一具述了。三是关于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包括罗尔纲的太平天国革命史，严中平的我国棉纺织业史，梁方仲的明代一条鞭法，李文治的晚明民变等研究，都成就卓著。我记得有一次我在陶先生乡间办公室里看到他在用英文写稿子，他告诉我，他在为严中平的棉纺织业史的书稿译成英文[10]。这不禁使我十分敬佩他不辞辛劳为学术工作而效力的精神。总之，在李庄这几年中，虽然工作和生活条件都十分恶劣(门官田的办公室隔壁就是牛棚，仅有竹“墙”相隔，真可谓与牛马为伍)，社会所的研究工作还是有成绩的，而这成绩的取得，实由于陶先生的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学术研究，甘苦以之的精神所感召。在这期间，还有不少青年从重庆中大、武大、湖南大学、西南联大远来参加社会所的研究队伍，陶先生都表示欢迎。当时这些青年，现在都已成为专家了。 在此我还想谈谈陶先生的政治态度。在李庄我与丁文治也是住在镇上的。稍后我妻孙家琇去武大任教，我和陶先生常在一道晚餐(晚餐是由门官田食堂带回的)。他当时以社会贤达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每年总有一二次去重庆参加参政会和中央研究院的会议，有很多官场见闻，我现在记得不多，但有二则一直深印在我脑海。一是关于国民党政府腐败情形，记得他引用周贻春(抗战前曾任清华大学校长。当时任农林部长)的话说，国民党政府已经烂到核心了(RottentotheCore),就是说不可救药了。另一则是他谈到一些趋炎附势的所谓名流，说这种人见到最高层人物，屁股坐在椅子边边上，只能连声道是。寥寥数语，把一些名流形容得维妙维肖，令人捧腹不止。这两则谈论，语简意赅，可以说明陶先生之尽瘁于社会所，并不寄存希望于国民党政府，自己更不愿染指官场，而是旨在培育和保存一些人才，对社会经济现实和历史进行一些系统研究，俾有助于社会经济改革的参考。所谓“留得青山在”者是也。 在此期间，还有一事表现了陶先生待人处事的风格，亦令我毕生难忘。年时，抗战胜利在望，重庆有“善后教济总署”之设，是处理和分配美国提供的剩余物资从事战后救济的机构。当时蒋廷黻任署长，一些好心的朋友向他推荐我任该署调查处处长。蒋遂致电陶先生征求意见，大公报并已作了报道。陶先生接电后，举以示我，未提出任何可否意见，意思是让我自己决定。后来我表示我手头的研究工作正在进行中，不想离所往任该职。陶先生遂据我意见以复，亦未对此发何议论。他在此事上尊重我的意见的态度，使我深受教益。事实上，我之未接受此职，是感到官场生活，非己所习。与其疲于逢迎，还不如僻处穷乡，落个清净。我想我这个思想，也很多得之于陶先生的身教。 参考文献： [1]见《社会调查所概况》年。 [2]《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页。 [3]《社会科学杂志》第1卷第1期，年3月。 [4]王子建:《陶孟和怎样主持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载《工商经济史料丛刊》第三辑。 [5]《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页，第--页。 [6]《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页，第--页。 [7]原文为“而桂(廿七年冬)，而滇(廿八年冬)，有误。 [8]年独立出版社出版。 [9]陶先生的夫人沈性仁女士，研究文学，在《新青年》上即有译作发表。她对于社会经济问题亦有兴趣，在年与陶先生合译出版了凯恩斯的新著《欧洲和议后的经济》，列为《新青年丛书》第六种。 [10]这是受“太平洋学会”资助的一项研究。 文研院自年秋季学期始，陆续推出了一系列燕京社会学派学人专题，一方面回溯他们的研究历程、学术渊源，另一方面，也针对燕京社会学的经典研究，以学术传承的眼光加以重新归纳、对照和编排，希望引发学界与读者的思考。点击上图，浏览“燕京社会学”专题合辑。 底图摄影：常洋铭 排版编辑：周敏萱 审校：崔璨、王瑞
